佛教大藏经《赵城金藏》：天壤间的孤本秘笈

古代秘籍

在国家图书馆馆藏的众多善本中，《赵城金藏》这部金代雕刻的佛教大藏经，不如殷商甲骨古老，没有天禄琳琅精致，比起西夏文献，文献类型也称得上单一。但1933年一经学界发现，《赵城金藏》就广受瞩目，至今仍与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更有人把这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珍贵标本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笈”。

图为《赵城金藏》经卷。

险被掠夺 辗转多地

“大藏经是汇集佛教经典的大型丛书。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雕版印刷的大藏经是北宋的《开宝藏》，此后历朝皆有整理雕印佛教大藏经的传统。到民国初年，宋代、元代刻印的大藏经，都只残存零卷零本了，当时的学术界和寺院都缺少可以使用的大藏经。”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李际宁介绍，1933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的《赵城金藏》，不仅刻印的年代早、留存的数量大，而且行款与《开宝藏》相同，保留了《开宝藏》的面貌。

殊不知，如此珍贵的典籍，曾一度面临被日寇掠夺的危险。

2009年9月，参与保护转运《赵城金藏》的八路军战士后人史健之子李万里（左）、曾远之子曾安胜（右）在国图参观《赵城金藏》。

20世纪30年代，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就派人赴广胜寺密商，希望寺方转让《赵城金藏》，遭到拒绝。此后赵城沦陷，广胜寺僧人把经卷全部转移到寺内飞虹塔佛像内封存，以备不测。1942年春，原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原名李维略）通过内线得到日寇企图抢夺《赵城金藏》的情报，向中央汇报后，随即部署抢运。

“在我们到达广胜寺以前，赵城县地方干部已经做好寺内和尚的工作，同意我们把经书运出。在地方干部的引导和协助下，我们顺利登上藏放经书的飞虹塔二层。”时任太岳军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的王万荣在接受史健之子李万里采访时回忆。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辽宁省文化厅共同举办的“辽宁省珍贵古籍特展”上，参观者在研读《赵城金藏》。潘恩战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原计划马上将经卷转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还没来得及，日本人的大扫荡就开始了。”原太岳区二地委秘书长曾远告诉史健之子，因为没抢到经卷而恼羞成怒的日军，直奔二地委机关所在地安泽县亢驿村。反“扫荡”出发前，史健宣布了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党纪处分。”干部、战士们背负着经卷，与日寇展开了周旋。

此后经卷辗转多地，直至1949年入藏北平图书馆，才最终有了一个安稳的归宿。在保护转运经卷的几年中，穆彬、徐生芳、蔡发祥、郭长健、段和生、刘明顺等八路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归藏国图 修复16年

1949年5月14日，北平和平解放不足4个月，弥漫在华北上空的硝烟尚未散尽，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物部副部长王冶秋、中国佛学院院长周叔迦、华北大学副校长范文澜、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季羡林等各界人士会聚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研讨《赵城金藏》修复方案。十几天前运抵该馆的4000余卷《赵城金藏》，正在展出。

《赵城金藏》刚入藏国图的时候，有三分之二的卷子都黑似碳棒。这些佛经长期保存在恶劣的环境里，卷子受潮发霉，在抢运的过程中又被藏在一个废弃的煤矿矿井中，粘上了很多粉尘，不仅外观看上去很黑，而且经卷纸张都粘连在一起，硬得像一根木棍。

图为修复前后的《赵城金藏》。

受损如此严重的《赵城金藏》如何修复呢？

据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介绍，因为粘连严重，修复《赵城金藏》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蒸。把经卷包上毛巾，外面再裹上纸，放在特制的笼屉里，但和我们平时蒸馒头不一样，并不盖盖子，而是把卷子立着放在笼屉里，让它沾上一点儿水汽就行。蒸一分钟左右，就把经卷拿出来，轻轻揭开最外层的纸。如果揭不开，就再蒸一会儿，直到书叶全部揭开为止。此后就和修复其他卷轴装古籍差不多，裁方、接纸、上褙、砑光、裁齐、装天地杆等。

图为杜伟生。

“因为需要修复的《赵城金藏》经卷太多，所以没有按照传统的方法，把经卷的四边都镶上绫子或绢等丝织品，装裱成精致的手卷。”杜伟生说，在1949年5月的《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上，北平图书馆的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就提出了“不再改装，以保持原样”的修复原则，这就是我们现在总说的“整旧如旧”原则。在赵万里先生之前，行内也有这种做法，但都是口口相传，没有落实到纸面上，而赵先生在这次座谈会上的意见被记录下来，成为了人所共知的一个修复原则。

图为老师傅修复《赵城金藏》。

据悉，从1949年到1965年，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用了将近16年时间，才把馆藏4000余卷《赵城金藏》修复完毕。

期盼出版 重兴于世

进入新世纪以来，影印《赵城金藏》的呼声一直未断，学术界对该藏的需要，更为迫切。早在范成和尚在1933年发现《赵城金藏》后不久，他就致电报告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及北京三时学会徐森玉居士。不几日，徐森玉赶到广胜寺，与范成和尚共同挑选当时罕见的经论注疏及经录，商借到北京，影印《宋藏遗珍》。

《宋藏遗珍》最后选印罕见经典46种249卷，分上、中、下三集，140册，6开式，用中国手工连史纸，照相石印，线装布函，由三时学会（北平北长街十五号）和影印宋版藏经会（上海威海卫路七一四号）两家分别发行。这部书出版后，对学术界影响很大。借出的经卷，约在1935年春运回广胜寺。

图为国家图书馆正在修复文物的工作人员。光明日报客户端记者拍摄

1935年，由朱庆澜、蒋维乔、欧阳渐、袁同礼、叶恭绰、徐乃昌、许文霨、周叔迦八人合署的《宋藏遗珍》出版序言，对这部书收录的文献做了说明，指出：“总之，此藏之为山西民间所完成，殆无疑义。其版龄距今多则九百五六十年，至少亦七百八十年以上也。北派刻风，字体朴劲，行款疏密相间，绰有古趣。……海内耆硕，力赞其成，巨籍巍然，重兴于世，岂非现代佛化事业中之一大因缘乎！”

1997年，任继愈先生主编的106册《中华大藏经》（汉文版）由中华书局出齐。这部《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基本框架编制，在《赵城金藏》原件做底本的基础上，缺佚部分用萨迦寺本《金藏》或其他大藏配补，成为中国佛教大藏经历史上一个新版本。

图为国家图书馆正在修复文物的工作人员。光明日报客户端记者拍摄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华书局本《中华大藏经》不是《赵城金藏》的全貌，是应当时中国佛教学研究需要之所为。”李际宁呼吁，如果再次印刷出版《赵城金藏》，应重视尚可使用的每一点信息，为学术界提供一个尽可能反映原貌、完整的《赵城金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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